4月底，由大象点映发行的纪录片《出·路》在猫眼平台悄然上线天。截至目前，纪录片《出·路》在猫眼平台已超过20万次点播。
大象点映，是国内首个在影院点播电影的观影社交平台。疫情期间，大象与猫眼合作，共同完成线上付费宣发的测试。《出·路》的特邀嘉宾线上分享活动，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加入微信群参与线上交流，至今还有不少观众自发地交流影片相关话题。
“这部片子很难能可贵，因为它打破了成功学以及阶层的固化，虽然片名叫《出·路》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没有出路。”侯燕琳是大象点映的发起人，去年她在线下发起了三场《出·路》的众筹点映。有超过一百人在她的召集下进入影院观看这部电影。
“就算有一个观众对我来说都是胜利，现在在网上有二十多万的点击，我觉得简直是大大超出意料了。” 《出·路》是导演郑琼的一部学生作品，在拍摄《出·路》时，导演郑琼没有预算，由于缺少发行渠道，《出·路》成片后搁置了两年。郑琼找到大象点映时，已经计划去各个书店免费放映，她的诉求仅仅是“被看见”。
2018年6月，大象点映通过平台实验一年的点映机制，在全国发起了《出·路》的点映活动，影片在当时引发了现象级讨论。两年期间，平台共成功组织419场《出·路》专场，疫情期间的线上宣发更是为影片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了大量关注。
大象点映宣发总监漠蓝原先在浙江舟山做记者，因为影院通常给独立电影排片很少，她与一些电影爱好者在当地自发组织了小规模的众筹观影，也因此接触到了大象点映。
当时纪录电影《我的诗篇》正在进行百城众筹观影活动，漠蓝试着邀请影片的主创，把《我的诗篇》导演、大象点映的创始人吴飞跃请到了舟山做了一场交流。因为这部纪录片，漠蓝来到了上海工作。而这部纪录片同样也改变了导演吴飞跃的事业轨迹。
2015年，吴飞跃导演的电影《我的诗篇》拿到了上影节的金爵奖最佳纪录片，并入围了金马奖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。但国内院线发行却是困难重重。
整个一年，吴飞跃往北京跑了几十趟，找了几十家电影发行公司，发现整个市场对像纪录片这样的特殊题材，没有一个合适的服务模式来对接。“如果市场上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自己来创造一个模型，所以就有了众筹点映模式的诞生。”吴飞跃说。
“我们先筹集到了足够多的人，再带到影院来。这样做才能够解决影院的担心，也能够帮片方把一个原来没机会在影院发行的片子放到影院来发行。”吴飞跃决定和团队先从市场端找到精准的观众群体，用众筹点映的形式，反向推动电影放映。《我的诗篇》最终通过这一种方式，在205座城市实现1000场众筹点映，吸引10万观众，票房收入250万，成为第一部由普通观众推动，进入院线公映的电影。
通过这一模式，大象点映将纪录片《我只认识你》、剧情片《村戏》推向公众视线。针对中小成本电影档期短的困境，大象点映开启了长线放映业务。经过两年的发展，大象逐渐担负起电影发行方的角色。此后，开始拓展选片范围，更多地介入即将上映的文艺片和商业电影，包括《江湖儿女》、《地久天长》等院线月，纪录电影《零零后》在没有一点明星宣传的情况下，创造了500万票房、17万观影人次的奇迹。
“如果我们也可以实现一个几千万的发行规模，从商业模式来讲，就可以让很多影片从创作到宣发，都获得回报，让整个闭环能够很健康地跑起来。”吴飞跃说。
席卷全球的疫情又带来了新的挑战。影院停摆，线下放映与宣发也因此停滞，转型寻求出路成为当下最迫切的问题。吴飞跃表示，大象点映是国内最早一批开始自救的电影公司，“我们很明确，从战略上来讲应该尽快地往线上来转。”
“《余生一日》全民记录计划”是大象纪录的首个对策。大象的纪录片导演秦晓宇在网上发出倡议，邀请所有被疫情影响的人，拍摄下自己在2月9日任一时刻的生活片段。优酷的纪录片团队在得知“余生一日”计划后，立刻与大象取得联系。“双方一起来联合，由优酷重点投资出品，与大象一起来做发行。”优酷纪录片中心总监张伟认为，这部片子的探索可能会拓展中国纪录电影发展的边界。
疫情放大了网络发行能力。网络宣发转移了电影线下无法上映的压力，与头部视频网站的合作，也解决了部分影片上线后无人问津的尴尬。吴飞跃说，大象点映过去比较专注于在线下影院端的发行，疫情的到来则加速了网络宣发的转型。“最后的转化路径是到我们合作伙伴的网站上面去。”吴飞跃认为，比较高的转化率乘以一个相对而言低一些的票价，可以弥补线上发行客单价较低的缺憾。
互联网赋予了纪录片新的“灵魂”。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新媒体平台在纪录片领域的生产投入，有了显著提升，生产量已跃居第二。优酷纪录片中心总监张伟认为，有了网络站点平台，纪录片的选题方向和叙事方式更加趋于年轻化。纪录片的用户也逐渐呈现出年轻化和女性化的态势。
大象点映的用户画像也无限接近于张伟的这一描述。吴飞跃表示，大象点映的女性用户占比非常高，占到百分之六七十。“她们更感性一些，更愿意去讨论，更愿意去接受一些情感浓烈的影片的冲击与挑战。”
众筹点映的形式，让那些偏爱独立电影的观众也有了定制化的选择。小卷在三年前成为大象点映的发起人。至今举办了多场纪录片的众筹点映活动。她也是一位狂热的影迷，更是国内的几大电影节的常客。
疫情期间，影院停摆，小卷开始将线下观影移到了线上，这种形式的转变，她认为是对线下观影的补充。在吴飞跃看来，影片的宣传在线下引爆以后，可以同时传导到线上和线下，不同的群体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不同的途径去观看。
对于疫情期间催生的“云观影”，业内也有着一些不同看法。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表示，网站对于一般的文艺片纪录片，收购价还是偏低，这种价格不足以让纪录片和文艺片维持稳定的再生产。“更好的一种解决方案是，对线下的市场也要进行细分，朝一个分众化的方向发展。”
不过，石川充分肯定了疫情期间“云观影”的积极探索，当下观影形式和渠道慢慢的变多元，不同的消费方式，也映射了更为丰富的生活方式。石川表示，线上发行的这种形式，作为线下发行的一种补充形式，在疫情结束以后肯定会继续生存下去。“它们找到各自不同的商业模式和营销途径，同时作为特定的服务形式存在，这是未来电影市场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。
过去3年里，已有来自全国446座城市的8千多名喜欢电影并具有行动能力的发起人，通过大象点映，成功组织完成了7千多场点映活动，让45万观众，走进3500家影院，更多的独立电影因此被看到，独立电影人也有了更多发声的渠道。
“全行业都是在考虑疫情结束后，整个电影市场能怎样迅速地恢复过来。”吴飞跃说，大象正在探索宣发层面的升级。“如何活下去，在线上宣发的领域做出更增量的市场，让整个市场更健康地运转起来，这是摆在全行业面前的考题。”